克洛普：为何我不怀念执教？

尤尔根·克洛普开口还不到两分钟，便带着一贯爽朗的语气，清晰而坚定地表示：对于自己曾经的教练生涯，他“毫无”怀念。

2024年夏天，克洛普告别利物浦，结束了长达九年的执教岁月。这九年，他不仅重塑了安菲尔德，更深刻影响了整个英格兰足球。他为俱乐部带来了三十年来首座顶级联赛冠军，并捧起欧冠奖杯，更将他标志性的“重金属足球”注入了英伦球迷的血液。

那么，当上赛季开始，克洛普赋闲在家，而继任者阿尔内·斯洛特已在利物浦执掌教鞭时，他是否仍会守在电视机前，等待周末比赛的开球?

“完全不会。” 他用短促有力的语调强调，“我非常高兴看到利物浦的表现，也看了几场比赛。但绝不是那种‘啊，周六到了!’的感觉。我甚至都不记得比赛几点开始。我就是出门，运动，享受生活，陪陪孙辈，过着最普通的日子。我知道我会再次工作，但我也清楚——我再也不想当教练了。”

永远不再?

“我目前是这么认为的。” 他点头，“但人永远说不准。我现在58岁，如果七年后我重新出山，大家肯定会说：‘你不是说永远不会再干了吗?’ 那我就抱歉了，当时我可是百分之百确信!这就是我现在的真实想法。我什么也不怀念。”

克洛普确实重返了足球世界，但他的新角色，与执教全球顶级俱乐部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截然不同。今年1月，他出任红牛集团全球足球主管，负责指导整体足球理念、教练发展以及转会战略。

这家能量饮料巨头旗下拥有德国德甲的莱比锡红牛、奥地利奥超的萨尔茨堡红牛、法国法甲的巴黎足球俱乐部、美国大联盟的纽约红牛、巴西巴甲的红牛布拉甘蒂诺，以及日本J2联赛的RB大宫松鼠。此外，他们还以少数股东和球衣胸前广告赞助商的身份，与英超的利兹联保持着更有限的合作关系。

这是克洛普上任以来，首次接受媒体的深度英文专访。采访地点位于新泽西州的纽约红牛训练基地，就在他前往观看球队与纽约城FC的德比战之前。他头戴一顶纽约红牛棒球帽，啜饮着一罐红牛零度，期间还不时吸上几口电子烟。

离开英超那个金鱼缸般的世界十六个月，似乎让他焕发了新生。他看起来更年轻，也更精干。标志性的灿烂笑容依然常在，尤其是当调侃曼联的窘境时;他丰富的面部表情也依旧如故——那些独一无二的“克洛普式神态”，总能精准地透露出他对某个话题的真实想法。

“回顾我的职业生涯，比我成功的教练大有人在，”他说，“但我拥有了一切。”

他细数着荣耀与遗憾。“我输掉的欧冠决赛，比大多数人参加过的都多。我知道失败的滋味，也懂得生活如何继续。我不必再把经验藏在心里。我向来不是个封闭的人，但过去总是下一个比赛在等着，根本没有时间与人深入交流。现在，如果有人问我，我就是一本最敞开的书。”

64支球队的世界杯?尤尔根，你几乎能想象他发出的叹息。“我听说了……我甚至都不愿去想。老实说，我一看这消息，心里就喊：‘哦不，我可不想卷入这种事。’”

但他也愿意深入探讨许多话题，比如他加盟红牛时所遭遇的批评。在德国，红牛集团颇具争议：莱比锡红牛虽在法律上符合德甲“50+1”规则(即俱乐部50%加一股的投票权必须由会员持有)，但其操作方式却备受质疑。

莱比锡常年遭受对手球迷的抗议，许多人视红牛模式为一家汽水公司的营销工具，是对德国足球灵魂的挑战。因此，克洛普的这一选择，对许多老球迷而言，显得格外刺眼——毕竟，在美因茨、多特蒙德和利物浦的执教生涯中，他一直被视为足球世界里的浪漫主义者，是这项运动传统的守护者之一。

即便在他昔日的拥趸中，也掀起了反对声浪。克洛普宣布加盟红牛后，莱比锡对阵他球员兼教练时期的母队美因茨，对方球迷便展开了一条横幅：“你是否忘了我们曾让你成为谁?”

他对这样的反应作何感想?“我预料到了，”他平静地说，“我是德国人，我知道德国人如何看待红牛涉足足球。他们热爱红牛，方方面面都爱。但在足球领域?不。所以，既然他们想这么做，那就随他们去吧。

“有趣的是，这种反应只出现在德国。但这没关系——没问题。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看法。你只需接受一点：我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只要不伤害任何人。

“顺便说一句，我并不指望人们记住我为某家俱乐部做过什么。现在美因茨球场里的球迷……当年我执教时(1990-2001年为球员，之后七年任教练)他们还是小孩子，得靠父母告诉他们我是谁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完全正常。

“我不指望所有人都喜欢我的选择。我做事必须有我的理由——我自己的理由。顺便提一句，在利物浦，人们对我现在的选择格外开心，因为我没去执教另一支球队。”

有没有哪个工作能获得更好的反应?“如果我去意大利或西班牙，人们会说‘天啊，太棒了!’ 如果我去拜仁(慕尼黑)之类的俱乐部，多特蒙德的球迷肯定会说‘我不喜欢!’ 我在57岁那年从利物浦退休，当时我百分之百确定：我不会就此结束工作生涯。我休息了大约七个月，那段时光太享受了——哇!”

克洛普说，早在2001年，他就对如今的妻子乌拉坦言，自己将作为足球教练“全力冲刺25年，目不斜视”。如果失败了呢?“乌拉说，我可以去开出租车。”

他认为，这个风险值得承担。“但当时我从没想过要把这份工作干到生命尽头，”克洛普补充道，“正因如此，我的人生没有错过什么。在将近25年里，我只参加过两次婚礼——一次是我的，另一次是两个月前。25年里，我去过四次电影院——全都在最近八周。现在能这么做，感觉真好。

“作为教练，我到过许多不同的国家，却什么都没看到;只见过酒店、球场和训练场。别的什么都没有。我当时不觉得遗憾，但现在，我愿意去看了。”

他珍视过往的经历与共事的人，但他从不沉湎于过去。离开利物浦后，他仅回安菲尔德看过一场比赛——上赛季末，斯洛特和他的球员们捧起英超奖杯的收官战。

他珍视如今重获的自由与灵活。“我有选择权，”他说，“我可以去度假，而且由我决定时间……好吧，其实是乌拉决定。”他笑了，“但绝不是由英超或德甲来决定。”

他说，有时他会提前二十分钟离开观摩的训练课，“因为我不必看完最后那部分。我一辈子都在这么做，简直疯狂，但我真的不怀念。我仍在足球圈内，仍在熟悉的环境里工作。但我每天都在学习新东西——过去一段时间，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密集地学习。”

若说克洛普执教时只是在“自动驾驶”，那无疑是对他的付出的一种贬低。但他内心深处，始终渴望挑战与探索新知，这显然正是他如今的动力。他表示，自己上任才九个月，却感觉积累了五年的经验。他笑着调侃起日常企业生活的现实：为了办成一件事，得“穿过数百万个不同的人”。

“我以前的世界是：我说我需要什么，它就发生了。现在，别人可能说‘我听说你提了’，但这话毫无意义。”

他对这类事似乎感到新奇而非恼火。他尚未涉足红牛集团的其他体育项目，比如F1车队，或是冰球和自行车项目。“我看过一场F1比赛，结果红牛车手马克斯·维斯塔潘30秒就被罚下场了，”他笑着调侃，“我甚至不敢再提想去现场看比赛。”

在红牛，他正与集团旗下各俱乐部的体育总监和教练们建立关系。他强调，球队的风格必须以“能量”为核心。

他深度参与了莱比锡红牛的关键转会窗口。该队上赛季表现糟糕，无缘欧战。26笔转会进出后，如今他们拥有德甲最年轻的阵容。他会亲自致电球员，为交易增添“星光”以促成转会。如果被要求，他也会审阅球员的视频或资料。“当他们百分之百确定时，就不必给我看了。但我确实在巴黎足球俱乐部和莱比锡的许多事务中参与了决策。”

他认为，自己与红牛的理念契合是顺理成章的。职业生涯中，他既是教练，也是俱乐部的建设者。他的足球风格与红牛的足球身份高度相似，而利物浦也从红牛体系签下过伊布拉希马·科纳特、萨迪奥·马内和多米尼克·绍博斯莱等球员。他曾执教的俱乐部，就像红牛旗下的球队一样，都清楚自己在足球生态中的定位。

“我们不是终点站，”他说，“我们不是利物浦……也不是昔日的曼联!”他又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，“你想写就写吧。”

他早已习惯培养人才、出售套现、再重建球队的循环。甚至他最成功的那支利物浦，其崛起也离不开巴塞罗那以1.42亿英镑签下菲利佩·库蒂尼奥，这笔巨款为签下中卫维吉尔·范戴克和门将阿利松提供了资金。

克洛普曾深度参与他之前三家俱乐部新训练中心的规划。上周，他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纽约红牛新训练基地。“它将是世界顶尖的，我从未见过类似的东西。太疯狂了，真的很酷。我一走进去，立刻就改了两处设计。”

他咧嘴一笑，但随即补充：“我最不想成为的就是房间里那个老古董……”他模仿起老人的腔调：“整天念叨‘过去什么都好，我们当年就是这么干的!’ 希望我在变成那样之前就退休了。我想成为另一种人——必要时，我能成为教练或体育总监的紧急联络人，当他们不知该找谁商量时，可以打给我。你需要建立这种关系。”

红牛体系内也经历了教练更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昔日美因茨的弟子马尔科·罗泽在莱比锡下课。“这感觉不好，也永远不会成为我的爱好。但这是必须做的事，”克洛普说，“我希望出于正确的原因聘用教练;如果合作终止，也应基于正确的原因，而非迫于媒体压力。

“我想灌输这种(稳定性)：更多的信任，共度艰难时期。如果你坚信，那就坚持到底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：‘天啊，你太棒了!’ 紧接着就是‘哦不!你糟透了!’ 再没有灰色地带了。而生活，很多时候恰恰是灰色的。”

如今的克洛普，已从战术大师转型为更宏大的领导者。在他执教英超的最后一年，教练的时间已被压榨得所剩无几。他坦言，自己并不怀念每周要应付的海量媒体任务——常常一周要接受十多次国内外媒体的采访。“这从来不是问题，”他坚持认为，这份工作带来的特权不容忽视，但过程可能变得机械。他说，自己的世界曾因工作而变得“狭小”。

“想想你心目中的超级巨星。对我来说，就是丹尼尔·克雷格，詹姆斯·邦德。你会想：‘天啊，他是007!’ 但你会好奇：他现在在哪?在做什么?

“但归根结底，他早上起床，刷牙，然后进片场——而片场并非我们最终在影院看到的景象。你坐在那里，同一个镜头要拍25遍。你不会去想这些。但我的生活就是如此。我几乎了解所有足球教练的生活方式。他们为工作而活，全情投入。在这个行业，不这样做就无法成功。

“但后来我告诉佩普(瓜迪奥拉)——他年纪越大，高尔夫差点反而越低!我他妈连一分钟都没空去打高尔夫!所以他是天才，而我不是。”

他的声音陡然拔高一个八度：“你什么时候打高尔夫的?我简直无法相信。”

至于球场上的变化呢?比如本月曼城在阿森纳的比赛中控球率仅33%，而各队对定位球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。克洛普赞扬了伯恩茅斯的安多尼·伊拉奥拉和水晶宫的奥利弗·格拉斯纳——后者在周六让克洛普的老东家利物浦遭遇了赛季首败。

“哇，他们创造了奇迹，”他说，“很多事情在改变。对此我其实没什么特别看法。我主要看的是红牛旗下的球队。我会坐在那里问：‘足球是什么?它正如何发展?’ 我并不这么做。

“曼城正在回归，他们做出了一些调整。教练们也需要……用新的视角看待事物，保持新鲜感。利物浦踢着一种特定的(风格)，非常出色，极具进攻性。他们是否因此承担了些许暴露的风险?不同的道路，我姑且这么说。

“我不是足球教皇，可以指点别人该怎么做。至少，在红牛体系之外，我不是。”

谈及球员福利，克洛普则毫不掩饰其担忧。他曾将国际足联的32队世俱杯称为“史上最糟糕的主意”。那项赛事结束后，他的看法改变了吗?

“没有。” 他耸耸肩，“今早我读到新闻，切尔西(赛事冠军)正遭遇伤病潮?也许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受伤。

“我的专业在于，我知道对足球运动员的期待应有极限。我深知训练的强度。我们总是要求更多，不断催促，冲，冲，冲。我不怀疑那是一届精彩的比赛。我没看。切尔西为夺冠欣喜若狂。很好，赚了大钱。但总有一天，我们必须保护那些让这项运动得以存在的少数人：球员。

“除了停止在夏休期组织新赛事，别无他法。世界顶级球员已不再有真正的假期。你不会在生活的其他领域这么做。想象一下，你让最杰出的艺术家每晚登台表演，直到他倒下，然后我们说‘抱歉，他失去专注了’……”

而现在，国际足联正在讨论2030年举办64队的世界杯?

“无论我说什么，都跟对着微波炉说话一样，”克洛普说，“效果完全相同。人们会说：‘哦，但你赚了很多钱!’ 我知道。或者俱乐部官员会说：‘是啊，球员和教练总想多赚钱，所以我们得搞钱。’ 那为何不大家坐在一起，直接告诉球员：你们每年可以有八周假期?我们能谈谈(如何实现)吗?试试看!他们会拒绝眼前的百万，选择假期吗?”

他真的认为教练和球员会接受减薪以换取更好的条件吗?“我不知道，但如果有人问过我，那答案绝对是肯定的。”

球员们是否害怕公开谈论这个问题?“太可怕了，”他笑道，“那些发声的球员，第二天就受伤了!比如罗德里。他刚发声，第二天就受伤了!

“但如果你不谈，他们肯定不会停止。他们(国际足联)乐此不疲地参与和提出想法，却忘了球员。没人真正在乎他们。

“职业球员工会在这方面相当强硬。我不是唯一发声的人。也许我有时是最著名的声音——或者曾经是!

“所以，你不能因为话题令人不适、人们不愿听，就选择沉默。如果你不想听，那就不听好了。”

幸运的是，对克洛普而言，他的声音，将永远比微波炉所能接收到的，传播得更远。